【菜鳥驛站香港自提點】

作為專注於共同體善業的政治學是時代性的產物，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政治學。在政治學説史中，總是有各種冠以“新政治學”、“新政治學科”之説，其實就是為了回答時代性的重大政治社會問題。如何迴應時代性問題？政治學又有觀念學的特性，無論是政治實踐者還是著書立説者，都不是“自然人”，腦海中都已經形成特定的觀念，因此，時代性政治學總是免不了觀念之爭乃至政治理論爭論。

但是，時代性和觀念性的政治學，説到底是為了解決“在地性”問題。這其實是政治學的“主體性”身份，這就離不開本國本地的社會條件而形成政策方案或者建構政治理論，這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政治學一以貫之的傳統，偏離這一傳統而招致的政治災難在世界政治史上不勝枚舉。因此，政治學首先是“本國中心主義”立場的治國理政學説。這一立場意味着地方性經驗不僅可以產生地方性知識，還應該產生基於地方經驗的政治學方法論。這是政治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

在改革開放中建立起來的中國政治學學科，40年來，其學科建制和研究主題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性特徵。剛剛恢復的80年代的政治學，可謂“政治體制改革學”，目標是現代化和民主，關鍵詞是黨政分開、機構改革和廢除終身制等，這一時期大量的現代化研究被介紹到國內。到了90年代，政治學開始走向學科建制化，併發生了分野，其中一個方向是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為基礎的政治哲學研究，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被系統地譯介到國內；另一個方向是研究轉型，從宏大問題關懷轉向基層政治調研，形成了堪稱學派性質的“華中學派”。到了21世紀頭10年，政治學研究的主題是黨內民主、協商民主等民主形式；黨的十八大之後，研究的重點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對於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歷程，已經有系統的梳理和研究，本文不再贅述。

本文重點要闡述的是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方向問題。作為改革開放事業組成部分的政治學，在文明互鑑中經歷了激烈的政治思想鬥爭而依然能夠堅守陣地並逐步發展壯大，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政治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作為學科的政治學雖然只有幾十年的歷史，但其研究對象並不侷限於時代性問題，並因其紮根於中國歷史和中國大地之上，享有無與倫比的知識資源和智慧源泉，進而為形成“以中國為方法”的中國政治學提供了可能。

一、在文明互鑑中成長的政治學：建構民主話語體系

改革開放不但是管理體制上的學習創新，還意味着思想文化上的文明互鑑。改革開放之前的很長時期內，由於只有政治意識形態而無經驗性社會科學研究，國外社會科學理論隨着開放政策蜂擁而至。在政治學理論方面，如果説20世紀80年代傳播的主要是現代化理論，9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被大量譯介到國內，21世紀流行的則是基於民主理論的治理理論。西方理論在中國政治學的流行總是晚10年左右。在西方政治學理論脈絡中，流行於20世紀50—70年代的現代化和政治發展研究，是國家建設理論體系，即發達國家的國家建設模式和後發國家如何建設的問題。到了80年代，政治發展理論開始衰落並讓位於民主化理論，其實這是對國家建設理論的簡單化，即把民主化視為國家建設的全部。到了90年代，伴隨着民主化研究的推進，強調個體權利的治理理論又開始流行。可以認為，民主理論和治理理論依然是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延伸。

這些一波又一波概念新鮮的理論，在一定時間內曾使國人應接不暇，真偽莫辨。尤其是在20世紀80—90年代，因為中國社會科學經歷了長期空檔，中國人對大行其道的政治發展理論、民主理論等，多是編譯和傳播，少有自主性研究。但到了21世紀，接受過系統社會科學訓練的中國學人，面對新概念新理論，開始有能力與之對話，並在批判性研究中建立起與民主理論相關的自主性話語體系。這主要體現在對民主、治理、合法性等民主理論“家族概念”的反思與建構上。民主家族概念的流行事實上變成了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評價標準，因此有無自主性概念茲事體大。

民主理論。民主是中國人的百年追求，10年“文革”的教訓更讓中國人體會到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我們要什麼樣的民主、如何建設民主、民主的社會條件是什麼，在這些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上，當時的中國政治學並沒有答案。中國人的這種追求碰上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蘇聯在民主化浪潮中翻船，“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自由主義民主被視為人類最終、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如果説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作翻譯在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完成，90年代則以譯介新自由主義作品為主，很多學人的民主觀深受其影響乃至被重新塑造。具體而言，自由主義民主的奠基者熊彼特、羅伯特·達爾和薩託利的民主作品被系統翻譯出來，中國學人也毫不吝嗇地引用和運用他們的觀點。根據中國知網學術期刊數據庫的統計，1990—2015年，引用熊彼特觀點的論文有8305篇（其中包括經濟學的引用），引用羅伯特·達爾的論文1279篇，引用薩託利的3104篇。引用他們當然主要是為了研究民主問題。同一時期，以論文主題計算，“民主化”13312篇，“公民社會”5900篇，“自由民主”1960篇，“選舉民主”1195篇，“民主轉型”567篇，“民主鞏固”151篇。由此可見這些作者在中國政治學界的影響力和指向自由主義民主的民主化研究的熱度。

熊彼特

什麼是自由主義民主呢？簡單地説，熊彼特將人民民主置換為“選舉式民主”，民主從此從人民主權的實質民主變成以選舉為中心的程序民主。沿着“熊彼特民主”命題，薩託利根據二元對立的哲學觀，在語義學上縝密論證了選舉式民主，認為有競爭性選舉才是民主，否則就不是民主；達爾則主要圍繞自由和選舉兩大要素，提出自由主義民主的7大標準。幾代民主理論家完成了民主等於選舉、選舉就是民主的“選舉式民主”的理論建構。在此基礎上，諸如“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組織，乾脆以個人自由和競爭性選舉兩個標準建立起衡量國家好壞的“自由之家指數”。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國人還能在哲學上對資產階級民主持批判性思考，但是當資產階級民主被改造為自由主義民主後，國人幾乎全無招架之力。以“選舉式民主”為尺度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在中國迅速成為顯學，傳統的實質民主觀轉變為唯一的程序民主觀，併成為一種價值評判標準，乃至道德標準。在這種泛道德化的政治語境下，對“選舉式民主”作學理上的批判性分析尚且困難，更別説反對“選舉式民主”的制度性主張。但是，隨着一批學者在90年代中後期以來從美國留學歸來，這一局面逐漸改觀。因為他們深知民主在西方國家成長中的地位和角色，也瞭解民主在比較政治發展中的作用。大約從21世紀開始，政治學界從批判“選舉式民主”出發，推動了民主觀的又一次轉型，即從程序民主到實質民主、從選舉式民主到“治理民主”的轉變。

進入21世紀，陸續有了深入反思和批判“選舉式民主”的學者，其中針對“民主迷信”的批判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之舉。有學者指出，民主制是社會條件的產物，是階級政治、利益集團政治的制度安排，而中國政治從一開始就是以“正”為導向的賢能政治，並以新加坡政體為藍本，提出“諮詢型法制”。“民主迷信”之説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這在普遍相信“民主萬能”的時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相是遮不住的。俄羅斯轉型的不堪後果，促使海外中國學者全面系統地重新認識西方民主，並在系統地介紹西方民主歷史中反思和批判西式民主，尖鋭地指出“選舉式民主”其實就是“選主”政治，從而全面提升了中國人關於西式民主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關於自由主義民主更深層的認識是，大眾民主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民主具有社會主義屬性，西式民主理論是以自由主義框定民主，達到“去社會主義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對於轉型國家而言，一定要認識到，即使接受西式民主，社會條件也比民主形式更重要。為此，有學者提出“民主的同質化條件”——國家認同、信仰信念和社會平等，沒有這些社會條件，民主失效是常態，有效民主是非常態。這種基於對正在發生的世界政治現實的認知，產生了相應的政治影響，有助於增強堅持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理論自信。就民主模式而言，基於民主的社會條件，有研究提出了民主的價值模式和實踐模式之分，其中實踐模式（如競爭性選舉或者協商民主）只有與特定的價值模式（如自由主義或者其他文明體系）相適應，才是有效的。價值模式—實踐模式概念與“民主的同質化條件”一道，在實踐上回答了西式民主普遍性困境的根本原因，在理論上與西方籠統的“民主模式”之説做了區隔，西方的民主模式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種實踐模式（黨爭民主）可行。

談民主不能不涉及政體理論，因為民主本身是政體維度上的。有學者指出，西方之長在於“政體思維”即政體決定論，而中國之長在於“政道思維”即如何治理國家，“道”為本，“體”為用。這種區分有其道理，但基本上還是對西方政體理論的肯定。政體理論是西方政治學的主軸，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主要從政治哲學上研究西方政體理論，聚焦於個人的政體思想研究，基本上是書摘式述評，難有重大突破。近年來，國內年輕學者從政治學方法論的譜系出發，發現二元對立的政體觀只是冷戰時期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產物，古典政治學、行為主義之後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制度主義，都是連續性光譜上的近似值政體觀，而非冷戰政治學的二元對立政體觀。這種研究有助於走出流行的二元對立政體觀之迷思。

破是為了立。這是中國政治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的困難所在，做到了“破”才能“立”。比較而言，西方社會科學就是一個“立”的過程。那麼，怎麼“立”的呢？

不得不説，中國政治學的“立”也得益於西方政治學的量化方法論訓練。西式民主觀就是程序民主，是把民主等於選舉的二元對立思維，那麼中國人的民主觀到底是什麼樣的呢？台灣大學朱雲漢教授負責的亞洲民主觀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項目，為中國人的民主觀提供了被學術界廣泛應用的數據。據此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固然想要民主，但中國老百姓想要的民主，實際上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民主，中國老百姓更多是用“民主”這個詞來表達“民生”訴求或者形容他們的理想；人民是以多元化標準在評價政府，而這種評價並非簡單的選舉就可以滿足。亞洲民主觀動態調查2015年對中國大陸地區的抽樣調查結果，恰好佐證了中國人的民主觀是一種在複合型基礎之上，以治理為主要訴求的民主觀。

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部分代表合影 圖片來自人民網

基於中國人以治理為主要訴求的民主觀，有學者提出了區別於西式代議制民主的中國代表型民主。代議制民主偏重民主的形式與程序，代表型民主則側重於實質民主，諸如政府是否有代表性、政策是否反映了人民的訴求、政治制度是否產生諸如社會正義、良治、福利、“民享”等實質效果?具體到中國的代表型民主，代表的對象是人民（代表誰），由各級幹部去代表人民（誰代表）以實現各種實質的長遠性利益（為何而代表），以羣眾路線的方式去實現民眾的利益（如何代表）。“羣眾路線”還被稱為一種“逆向參與”。政治參與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而指向政府決策的活動，但參與者的力量分佈是不均衡的，弱勢羣體無力通過政治參與實現自己的利益，“逆向參與”則彌補了這一制度安排上的不足。代表型民主之説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學理論表達，把人民民主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代表型民主理論需要進一步重視人民的政治參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