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鳥驛站香港自提點】

截止6月30日，北京確診病例降至3例，國內其他地區沒有確診病例。眼看這一波疫情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社會已逐漸恢復常態。但我想，對於那些曾奮不顧身地在一線抗疫，但未能收穫榮譽和激勵，反而被問責的基層幹部，怕是還久久不能恢復平靜。

我多少是理解他們的感受的。

疫情期間，我聽到不少受過處分，擔心受處分，卻還負重前行的基層幹部以及他們親屬的傾訴，他們有不甘、彷徨、無奈、落寞，卻唯獨沒有成就感。他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功勞薄上，也許還偶爾會出現在恥辱榜上。

然而，他們大概永遠不會為自己辯解。

被封閉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一

A君是武漢某街道的黨工委書記，二月二十三日被免職。和他一起搭班子的街道辦主任、兩個副主任，也一併受到了相關處分，可謂是一鍋端。

因此，A君和他的班子成員，可謂是經歷了武漢抗疫最艱難的時刻，他們看見了曙光，卻沒有資格迎接勝利。

有點諷刺的是，在被免職之前，A君已經連續在街道奮戰了二十五天，沒有回家吃過一頓飯。臨了，竟然是因為被免職才得以“回家休息”。

A君主政的街道，地處城鄉結合部，共25萬人，8萬户，是全區第一大街道，在全市也是排得上號的大型街道。街道共有27個社區，沒有一個單位社區，全是社會性小區。並且，轄區內還有三大經適房小區，住的全是廉租户和低保户。客觀上，轄區因為處於城鎮化進程中，各種社會矛盾還比較多。

因此，哪怕是在平常，街道的羣眾上訪和投訴也比較多。可想而知，突如其來的疫情，對街道工作無疑是雪上加霜。

A君説，這次疫情，對基層治理真的是一個巨大挑戰。A君和他的同事們，從一開始就疲於應對。

臘月二十七，衞建委高級別專家組已經判斷武漢疫情形勢嚴峻，但省市政府還沒啓動應急響應。在當天召開的全區大會上，區裏的會議精神還只是説，領導幹部過年期間儘量不離開武漢。

既然是“儘量”，而不是硬性規定，那就是隻要把工作安排好，還是可以回家過年的。有些老家不在武漢的街道書記向區裏請假，竟然批假了。A君的一個街道辦副主任也請假回家過年了，後因武漢封城而無法返回工作崗位。

形勢逼人強。

臘月二十八，湖北省啓動公共衞生應急二級響應，武漢市全面進入應急狀態。臘月二十九，武漢封城。

A君和同事們幾乎是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進入防疫戰的。A君回憶説，不像軍運會，大體做什麼工作，心理是有譜的。因此，軍運會期間，街道雖也是戰時狀態，但街道工作非常有章法。但公共衞生應急，他和同事們確實不知道怎麼搞，既沒有經驗，也沒有可供參考的操作指引，只能是上級要求做什麼就做什麼。

非常遺憾的是，實際上區裏也不太清楚怎麼弄。以至於，防疫工作容易陷入混亂之中。

街道和社區是一個治理共同體，疫情防控更是如此。社區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摸排、數據統計、分級分類診治等工作，都得依靠社區。但A君坦言，他擔任街道書記4年多時間，很清楚社區存在短板。A君所在的街道和區，人口眾多，轄區也大，但財政能力在市裏卻算是很一般。這直接影響了社區的治理能力。

A君轄區的絕大多數社區幹部，月收入只有2000多元，能到4000元的是極少數。客觀而言，社區幹部待遇不高，沒有職業前途，也就沒有吸引力。以至於，2018年社區兩委換屆時，有幾位社區書記/主任是A君做工作做上去的。

社區組織的帶頭人還可以通過組織工作配齊配強，勉強能夠完成上級要求。但因為條件限制，社區工作力量有限，負擔又重等問題，卻非街道一級可以解決的。A君轄區的某個社區，共8000多户，但社區工作人員只有十餘人。

疫情期間，A君轄區的一位社區工作者的叔叔被確診感染了，她是密切接觸者。於是，這位社區工作者向社區書記請假，説想在家休息兩天。當時，社區正是忙得昏天暗地的時刻，誰都顧不上危險，只顧工作。於是，社區書記不同意。A君當然要支持社區書記的決定。畢竟，大戰當前，最怕有人打退堂鼓。

這位工作人員就説，如果不批假，她就辭職。街道和社區還是沒批，這位社區工作者果真辭職不幹了。街道黨工委決定，給予其黨紀處分。

A君坦言，他轄區的社區，哪怕是日常治理，能夠維持就已經不錯了。在疫情期間，不崩潰已經是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