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鳥驛站香港自提點】

6月4日，全國掃黑辦派大要案督辦組進駐昆明，將督促雲南省有關部門依法加快孫小果案辦理進度。此前，全國掃黑辦已於5月24日發佈消息，將雲南孫小果案列為重點案件，由全國掃黑辦掛牌督辦。

早在4月9日，全國掃黑辦召開新聞發佈會，發佈了由“兩高”、“兩辦”印發的關於辦理惡勢力、財產處置、“套路貸”及“軟暴力”等刑事案件的四個意見。這四個意見和2018年1月發佈的《關於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一道，既是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堅持法治性的保障，亦是實現“除惡務盡”的法律保障。基層灰黑勢力有深厚的社會基礎，防止其死灰復燃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應該説，這四個意見在專門機關辦理黑惡勢力勢力案件中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尤其是對防止黑惡勢力死灰復燃具有重要作用。

就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法律實踐而言，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打擊有較為完善的法律依據。《刑法》第294條對“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有明確規定，主要包括四個要件：組織特徵、行為特徵、經濟特徵和危害性特徵。客觀上，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打擊的法律要求是比較高的。

最為直接的原因是，隨着法治建設的逐步深入，黑社會性質組織也有越來越強的“法律意識”，其組織行為越來越隱蔽。筆者在調研中就發現，很多具有明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集團，其運作方式在這幾年有了極大的改變，組織方式朝兩極化方向變化。一些犯罪集團熱衷於企業化運作，強化“正規化”建設，對集團成員的紀律約束加強。因此，在一般情況下，這一類型的犯罪集團至少在行為特徵上，已經很難辨別其與一般企業的區別——他們已經基本上不運用明顯的暴力、威脅手段。還有一些犯罪集團，則通過弱化組織化程度，“化整為零”，從而實現了法律規避。這些犯罪集團，哪怕是要組織實施聚眾鬥毆等“低級”的犯罪行為，也是以臨時僱傭的方式在社會上招募“馬仔”。

市民從公交站台上“掃黑除惡”的公益廣告旁經過。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事實上，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兩極化發展，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筆者在跟一些成功“轉型”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接觸時，感觸最深的便是我們的社會文明瞭，其實黑社會也變“文明”了。那些曾經混社會的“企業家”，現在都對打打殺殺嗤之以鼻，覺得那是低級混混所謂，“沒文化”，“不懂事”。

筆者在一位朋友的引薦下，曾經訪談過一個已經成功“轉型”的在道上還説得上話的企業老闆。這位老闆自稱“就喜歡和文化人打交道”，在講述完其年輕時的“奮鬥史”後，還開玩笑能否給請筆者給他寫一本書。這個亦黑亦白的老闆非常有代表性。就如他所稱的，年輕時“打打殺殺”的日子（滿頭刀疤就是明證）早就過去了，現在“政府也不允許啊”。哪怕是他這種初中沒上完的混混頭目，也得轉型做文明人了，否則就會被時代淘汰。

但話又説回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其根本依仗還是暴力、威脅等手段，總得有人去實施。這位外號“疤子”的老闆不做，自然有“員工”或“伢兒們”去做。故而，一些聰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和領導者，一方面加強核心成員的正規化建設，另一方面又傾向於把低級混混置於“臨時工”的位置，雙管齊下，極大地減少了組織風險。

筆者這幾年在街頭做田野調查，發現連“伢兒們”也很懂得分寸了。在一次田野調查中，剛好碰到幾個“管理員”收沿街攤販的“衞生費”。這些“伢兒們”收費時也“講規矩”，客客氣氣的，拿了攤主的小吃竟然還付錢！絕大多數攤販也乖乖地交了保護費，但有一個攤主説沒帶錢，“伢兒們”竟然也不着急，説“明天是截止日期，否則滾蛋”——風輕雲淡，真是有氣派。

簡單説來，“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是一項較為成熟的罪名，其認定條件也較為嚴格。但任何法律實踐都遵循“控制辯證法”，治理者的任何行為都會激起被治理者的反彈。法律要求越高，越嚴格，看上去是懲罰的標準明確了，打擊的精準度增加了，但也意味着給那些有心的犯罪份子提供了一份可供操作的“避罪指南”。

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從事黃賭毒等產業。在很多地方，連“開賭場”都變得隱蔽了不少。小區裏的會所，鄉間的“茶館”，都成了賭場的外衣。甚至於，一些在鄉間“作局”的黑社會性質的頭目，也極會“算計”，最大程度地規避了公安機關的打擊。比如，賭博方式就用普通的打麻將的形式，只不過是50元、100元一局的“大牌”而已；在熟人社會中，“作局”的頭目絕不會運用威脅、暴力的形式讓賭徒參與賭博，而是用“給點面子”等方式慫恿；收取賭徒們所欠賭資時，也犯不着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只是派幾個小混混到賭徒家裏“坐坐”，或者街上碰到了“接到”縣城賓館去“玩玩”，不拿到錢就不讓回家。